《中国经营报》：新医改方案中，2011年城镇居民医保基本实现市（地）统筹，建立异地就医结算机制，同时解决农民工等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跨制度、跨地区转移接续问题。此种设计与你此前倡导的健康管理（HOMs）机制有哪些相通及不同之处？这种方案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医院从“利润中心”到“成本中心”的转换？
李玲：新医改方案和我之前倡导的健康管理机制不太一样，这次医改是双管齐下。可以这么说，这次医改就是要把目前充当利润中心的医院变成成本中心。
我一直倡导要有一个“国民健康委员会”，协调关乎国民健康的保障、医疗、公共卫生和药物四个环节的利益，让这四个环节通力合作，不像现在这样是拉锯战的方式。医院要真正回归公益性，院长的权力要理顺。国外很多医院的院长都是同一个院校培养出来的，他们受的是相同的价值观的影响。公立医院最大的财富是人，是医护人员，管好人是一个院长最应该做的工作。而我国的情形刚好相反，我们的院长没有人事权，反倒有财务权，而且这个财务权还没有监督，院长们于是都忙着建设去了。
但医院回归公益性很重要的保证是医护人员待遇的提高，我认为8500亿元里面最应该先投入的就是医护人员的待遇问题，这个待遇不仅仅包括薪水，还要有住房、教育等，这也是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有效方式。医生现在最痛苦的恐怕不是缺钱，而是行医环境，患者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总觉得是在赚自己的钱，没办法。
《中国经营报》：我们一直认为，医改中，除了患者的权益要得到切实保障外，医院、医生作为强势中心枢纽的利益要得到基本保障，则医改未来才能更容易走向成功。但该次医改方案在这些方面似乎没有较多准备，这是否会极大影响未来医改的成功系数？
李玲：我们说8500亿元投入里面有2/3是补需方，但需方的钱怎么用？还需要保障体系和公立医院合作。我认为政府应该奖励成本低的医院，在考核一个医院时更多的从其成本控制的环节考核，否则，医院只要是赢利中心，就会不停地和社会保障体系博弈。
我一直认为成功的国民健康体系应该是保障、服务、公共卫生、基本药物四个系统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应对各方的挑战。各方面利益冲突，如何携起手来，是影响医改效果的重要环节。我觉得政府应该有一个专门的统筹部门，可叫它“医改推行办”，负责协调各方利益冲突，把医改方案逐步推行下去。
除了协调各方利益外，“医改推行办”还可以行使另外一项特别重要的职能，那就是控制总成本。目前老百姓觉得看病自己支付的比例大概是45％，如果没有一个机构控制总成本，即便是老百姓支付的比例少了，但总量高了，还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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