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刚看到一条颇遭争议的新闻———河南荥阳发红头文件打造慈善城市，民众“被慈善”，第二天又来了一条：去年“5·12”汶川地震之后，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截至今年4月30日，总额达到了767.12亿元，被公认创下“中国捐赠史的新纪录”。而在这个庞大的数目一天天累积的过程中，有些疑问被反复提及：这些钱物流向了哪里？最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他们为期半年的调研，这些来自公众个人或企业腰包的钱，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

据称，这个数据，在该团队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看来，很值得玩味。其一，中西模式的不同；其二，是一种不容乐观的现状，虽然未必刺激公众神经，却关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或正要发生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对于相关调查中，“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府统筹使用，只有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29.1%人表示无所谓”这一结果，他则不禁向记者感叹说“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这句话很大程度上感染了我。

一是关于慈善的。两条新闻，其实都可以还原为一个问题去看待，即在本国慈善事业中同样存在着的“大政府，小社会”格局现状。这既表现为政府部门之于社会群体的“慈善领导权”(如前一新闻)，也表现为实际执行过程中的“慈善支配权”(如后者)。本国的慈善事业经久不振，与这“二权模式”之间是否有着干系呢？笔者未作调查也未见何方调查出炉，暂且按下不表，而大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模式本身实为值得推敲和质疑的———毕竟，慈善作为一种公共事业怎么就成了公共权力支配的一部分，于宪法并无可稽的根据。

二是关于公民社会的。现今各界近乎一致的倾向或认识都可以纳入“启蒙”的范畴———这点我赞同，落下那么多现代化的课，我们的确需要启蒙，需要在启蒙上下足功夫。但是，单靠思想观念的启蒙肯定不够，如果我们要建设的是公民社会而非“公民头脑社会”的话，启蒙出于现实还必须还于现实，才能开出社会的花朵。换言之，在我看来，倘若没有着于现实的实践，启蒙的公民社会充其量也就是公民社会的启蒙罢了，与是否公民社会还是两码事。具体点说，包括慈善事业在内，我们需不需要非政府组织呢？这个问题，恐怕任何一个有手有脚的人都会举双手双脚表示赞同———这是启蒙者的功劳，然，何以会有“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府统筹使用，只有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29.1%人表示无所谓”？是因为还有待“小政府，大社会”的启蒙吗？谁这样说，我就在他面前笑死。

就笔者的亲身感受而言，这不是一个什么启蒙不启蒙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必须以打破现行制度格局为先决的现实命题。不信你自己实践一把就会知道这中间的艰难与困窘。知易行难，没有现实的实践基础，如何培育现代公民、如何保障公众参与、如何限制权力而法治等等大话再怎么显摆都白搭。姑妄言之，要么是你离公民社会远远的，要么是公民社会离你远远的，惟此而已。道路，何止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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