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公平正义既是衡量美好社会的一个标准，也是人们评价政治文明的尺度，更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公平，切实维护社会正义，使公平与正义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近几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如资助特困生上大学、资助特困单亲家庭、公推党政干部、实施十项民心工程、妥善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维护司法公正等等。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我市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在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因此，深入认识和分析当前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各项政策措施，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的协调，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已经成为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8．李老板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张先生经常为李老板供货。每次供货时，李老板并不马上就付给张先生货款，而是积累到一定金额后，再一起结账。张先生每次供货时，李老板的会计均给他一张入库单，货款付完后，张先生再把入库单还给李老板。一切看起来合情合理，没想到却出现了问题。不知不觉中，李老板已经押了张先生10万元的货款。去年2月，张先生找到李老板，希望能把货款结清，这次李老板倒痛快起来：“没有那么多钱，今天我先给你结一半吧。”于是，李老板给了张先生5万元的货款，张先生写了收据后，还回了5万元的入库单。过了一个月，张先生拿着另外的5万元入库单再次找到李老板，希望把这5万元货款付了，但李老板却说出了令他意想不到的话来：“上次5万块钱我不都给你了吗？你怎么还跟我要？”原来，李老板歪曲事实，竟称他只欠张先生5万元的货款，一个月前还的就是这笔钱！无奈，张先生只好与他打起官司来。在法庭上，张先生拿出了入库单及有关“收到5万元货款”的收据，可李老板愣说这5万元就是付给张先生手中5万元入库单的货款。到底孰是孰非，法官也犯了难。其实，除了李老板与张先生外，还有一个人清楚事情的经过，那就是李老板的会计。张先生及代理律师多次肯求会计能出庭作证，但虽然她已经辞职，却仍不愿为张先生作证，原因很简单，怕遭到报复。如今，此案仍陷在困境中。

9．道德义务是在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不管个人是否意识到，客观上必然会对个人、对社会负有一定的使命和职责。道德义务是指一定社会关系中个人应对社会或他人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它同时表明一定社会或阶级、集团对人们行为的道德要求；是个人在实践道德原则和规范时所产生的一种强烈的责任心。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道德义务的内容和范围也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因而它是具体的历史的范畴。道德义务本质上反映了各个阶级、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道德义务的多样性。在人类的道德生活中，道德义务的要求既表现在人们相互间的各种关系中，也表现在个人对阶级或团体的关系中。所以调整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客观上都必然要求每个人履行他对社会、国家和他人所负责的道德责任。对社会每个成员来讲，在一般情况下，主观上都要认真地选择自己行为的动机，考虑行为的后果。

10．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义，宜也，就是指应该做的事。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见到应该做的事而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要“见义勇为”。中国文化很重视这个义字，认为这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根本之处。禽兽的生活完全是自然的，没有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人的生活则除了物质的、自然的生活之外还有社会的、精神的生活，凡事都有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人生的追求应该是“义以为上”，把道义放在第一位；生死、利害的取舍，是非、善恶的判别，都要以道义为准绳；遇到合于道义，应该做的事，就要勇于去做，也就是要见义勇为。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没有了这一点，就把人降低到禽兽的境地了。中国人常骂人是衣冠禽兽、不是人，正是反映了这种认识。

11．根据马克思的唯物辩证主义关于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原理（物质第一，意识第二），我们也不难发现，作为“意识第二”的“正义感”是不能缺乏“物质第一”的有关实质性的物质保障而赤裸裸地上阵的。证人除承担作证义务外，应当享有主要是证人费用请求权，也称经济补偿权利。证人因出庭作证必然要影响自己的劳动收入，并因为出庭而花费相应费用，如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4条第3项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没有规定证人合理费用的范围和计算问题，更没有规定由谁来行使，明显缺乏可操作性。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理论界虽然认为应该赋予证人经济补偿权，但立法中至今仍没有明确确立。市场经济的潮流普及了人们商品意识、经济意识，也同时伴随着传统道德观念的世俗化和功利化。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以经济尺度来衡量自己行为是一个必然趋势，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证人作证和拒绝出庭作证行为的选择，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权衡的过程。如：证人如果选择作证，可能因社会正义的伸张而得到心理慰藉，但同时证人可能受到人身危险及经济利益的损失，还有对原有人际关系的破坏。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证人拒绝作证自然就成了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