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文系毕业生大致有几个去向：媒体、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企业，对于大多数怀揣着文学梦，希望在专业领域内有所作为的热血青年们来说，其理想程度依次递减。所以，如今绝对会令毕业生们趋之若鹜的去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担任公务员的就业机会，对当年的邓映如和他的同学们却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不过，在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中，有一位后来成为了耀眼的政坛明星。他是胡春华，这位1979年以全县最好的文科成绩考上北大中文系的湖北省五峰县人，1983年被分配到西藏团委任干事，现在他已经是河北省省长。
邓映如比胡春华晚两届，他的同学大多选择了报纸、杂志等媒体，一方面能够发挥专长，另一方面也不会远离文学。也有些人去高校从事了教学和研究工作，只有少数人看了《国家公务员考试综合教材》进入国家机关，成为公务员。而进入企业从事行政工作这条路，几乎没有人考虑过。
邓映如的理想是做一名“铁肩担道义”的社会新闻记者，所以他也早早联系好了几家媒体，准备做进一步选择，却没想到一个偶然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改变了他为自己设定好的人生轨迹。
“国家指令性计划”，又是一个富有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名词，通俗地说，这是国家亲手包办毕业生与某些用人单位之间的“联姻”。打个比方，假如煤炭部所属的淮南煤炭学院想引进北大毕业生，那么可以通过煤炭部申请向北大要人，摊上指标的毕业班就必须要有一个人顶缺，而一般情况下，来自用人单位所在省份的毕业生会成为首当其冲的选择。所以那一年，一个去向是湖南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落在了湖南籍毕业生邓映如身上。

“铁饭碗”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了它的弊端――固然不愁没有饭吃，但倘若碗里的饭并不可口，也只得硬着头皮往下咽。当然，不是不能拒绝国家的安排，但那同时也意味着无法获得学校开出的介绍信，无法证明自己是北大毕业生的身份和社会关系，更无法到其他任何一家用人单位报到。

年轻的邓映如在沮丧和无奈中度过了1985年的三四月份，毕业生办理户口留京手续的截止日期也过了，原本一心想留在北京的他只得打点行装准备回湖南，去他从未期望过、也全无了解的单位奉献青春。

二十多年之后，邓映如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是不胜唏嘘。虽然在他离京的前一天，学校分配办突然通知他已经另有人顶上了“指标”，可北京也已注定不再是他所能停留和大展身手的舞台。他回到湖南，在从前一位老师的建议下选择了与自己专业比较对口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做编辑。时光一晃就到了现在，他的记者梦成了个一生难以释怀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