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江苏公务员申论必读：以改革创新应对“新常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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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首次公开全面阐述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舆论认为，这是习近平主席在河南提出经济新常态概念后，首次详述中国经济新常态。习近平阐述的经济新常态三大特征，代表着中国最高决策层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态度，也是未来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石，向国际国内社会释放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
【深度分析】
我国经济已告别过去30余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开始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增速放缓是大势所趋。要成功应对“新常态”下的挑战，必须依靠强力改革。
增速放缓是趋势
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固然受外部金融经济危机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但从更长时期来看主要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从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来看也是本国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变的结果。
首先，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当经济体高速增长一定阶段后势必步入相对缓慢增长的“新常态”。历史上，美国经济崛起持续时间最长，达43年(1870～1913年)，年均增长4.1%。二战后，日本经济崛起持续30年(1950～1980年)，年均增长8%;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持续35年(1960～1995年)，其中新加坡与韩国分别年均增长8.6%和8.1%，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分别年均增长8.6%和7.7%。
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持续35年，年增9.8%，人均GDP年增9%，使6亿人脱贫，数亿人成中产阶层，所取得成果史无前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我国名义GDP已由1980年的3090亿美元飙升到2014年的10.3553万亿美元，占全球产出比重由1.9%上升到13.3%，人均GDP由313美元增至7572美元，分别增32.5倍和23倍。
即使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在增长乏力的世界经济中仍遥遥领先。危机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的潜在经济增速普遍下降，各国经济增速均无法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据IMF预测，2014年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分别增长3.3%和3.8%，其中发达国家、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将分别增长1.8%和4.4%。在全球经济普遍放缓的大环境下,我国还能保持7%以上的增速，无疑来之不易。
同时，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巨大，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这一特征更加明显。据IMF统计，危机以来我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第一大引擎。按美元汇率计算，2013年中国经济增量达1.0824万亿美元,超过世界第16位印尼的经济总量，对世界的贡献率超半。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依然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30%。在此基础上，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据IMF估计，虽然今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占世界经济比重仍由去年的12.7%上升到13.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4%，仍是全球第一大引擎，超过美国的22.3%。
其次，从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来看，增速放缓是本国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变的自然结果。经过30余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规模已今非昔比，由此带来的规模效应逐渐显现。即使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是每个百分点的增量依然巨大。比如去年我国经济增速降到7.7%，但GDP增量超过1994年全年GDP总量。按每个百分点增量计算，去年一个百分点的增量相当于2007年的2.4倍，更超过1983年的全年经济总量。如此庞大的经济体，显然已经无法继续保持以往的高增长。假如以刺激手段勉强维持高位运行，资源、环境以及国际市场又如何承压?何况过去的高增长是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故此，从规模效应来看，我国已难保持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才是理性选择，更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
发展面临新挑战
在“新常态”下，要看到世界经济复苏依然面临不确定性，中国经济转型依然面临诸多障碍的挑战。
首先，在外部，华尔街金融风暴过去6年,全球经济仍被危机阴霾笼罩，复苏步履维艰，增长动力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债务高筑，消费低迷，社会两极分化，政府责任淡化，保护主义盛行，推动世界进入前所未有的状态。
一是潜在增长率普遍下降。据IMF统计，与2003～2008年接近4.5%的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相比，2010～2013年放缓到3%到3.5%，未来五年可能更低。原因首先在于金融危机后遗症尚未根除，高负债、高失业、高赤字依然困扰发达国家，并在向新兴市场蔓延。其次，人口老龄化已成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面临的共同问题，养老负担与适龄劳动力减少，使潜在增长率持续放缓。再次，全球性技术无大突破，生产率提高后继乏力，严重拖累全球潜在经济增长。因此，IMF不得不数度下调世界经济增长率和国际贸易增长率。
二是金融市场风险不断。危机后，各国依然一意孤行致力于虚拟经济，使经济与金融背离持续扩大，市场冒险意愿更强。由此导致资产价格上升，金融市场泡沫膨胀，实体经济发展滞后。而且政府对虚拟经济监管依然宽松，经济风险愈发从银行系统转向虚拟银行，使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异常现象：一方面，全球流动性因美欧日过度量化宽松而泛滥，致使虚拟经济持续膨胀;另一方面，实体经济融资困难，面临严重的投资不足。加上美联储10月底退出量化宽松后将着手升息，融资成本将上升，新兴市场的资本会加速外逃，金融振荡与经济增速下降或不可避免。凡此种种将加剧我国外部发展环境的复杂性。
其次，在内部，我国依然面临诸多发展瓶颈。
一是产能过剩。“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肯定要“下台阶”，但发展质量必须“上台阶”。这一降一升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尤其需稳妥解决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多晶硅、风电设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重复建设问题。去产能化过程势必影响相关产业，需要稳妥推进。
二是杠杆率偏高。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是虚拟经济过热、实体经济偏冷，比如影子银行、地方债与企业债等。随着金融改革深化，一些隐性风险开始显性化，一些外部风险可能随美联储量化宽松退出而内部化，系统性风险开始积累。因此，“新常态”下需要高度重视防范系统性风险。
三是仍存在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过去的发展模式需要让位于以人为本、均衡协调绿色发展的新模式，以量为主的经济增长需要转而以实现充分就业和收入增加为主要目标，发展方式需要从粗放到集约、低端到高端。然而，结构调整自然会降低经济增长，这是不可避免的转型代价。
改革创新是主要动力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将依靠改革与创新。就宏观政策而论，立足“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持定力，主动作为，以“微刺激”、“强改革”、“善法治”保障经济适度稳定发展。
第一，以“微刺激”促进结构调整。“新常态”下，政府要从用好、盘活财政金融增量与存量资金入手，实行“定向减税”与“定向降准”，加大对实体经济和新产业、新业态的支持力度，支持“三农”、小微企业、服务业发展;要大力推进生态环保、养老服务等产业，以调结构促发展、推升级、稳投资、促消费、惠民生;要通过直接融资，扩大信贷证券化试点，将节省的信贷资源优先用于支持小微企业等弱势部门，以此推进结构调整。
第二，以“强改革”刺激经济增长。政府要重点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推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改革，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一是政府自我革命，简政放权，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等管理模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营造宽松、公平的竞争环境。二是深化财税改革，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实现公共资金公平有效使用;深化金融改革，推进民营银行试点，规范金融准入限制，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深化国企改革，推进价格改革，完善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推进公私合营(PPP)模式。三是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以带动有效需求，弥补投资短板，扩大居民消费，拓展新的增长领域。通过改革创新，既谋求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第三，以“善法治”为经济保驾护航。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此必须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投资管理、土地管理、能源和矿产资源、农业、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交易、平等使用;必须依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反对垄断，促进合理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所言，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或许会降下来，但相对于全球标准已经足够。如果这就是中国的“新常态”，那么依然会令全世界羡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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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已告别过去30余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开始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增速放缓是大势所趋。要成功应对“新常态”下的挑战，必须依靠强力改革。
增速放缓是趋势
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固然受外部金融经济危机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但从更长时期来看主要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从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来看也是本国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变的结果。
首先，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当经济体高速增长一定阶段后势必步入相对缓慢增长的“新常态”。历史上，美国经济崛起持续时间最长，达43年(1870～1913年)，年均增长4.1%。二战后，日本经济崛起持续30年(1950～1980年)，年均增长8%;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持续35年(1960～1995年)，其中新加坡与韩国分别年均增长8.6%和8.1%，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分别年均增长8.6%和7.7%。
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持续35年，年增9.8%，人均GDP年增9%，使6亿人脱贫，数亿人成中产阶层，所取得成果史无前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我国名义GDP已由1980年的3090亿美元飙升到2014年的10.3553万亿美元，占全球产出比重由1.9%上升到13.3%，人均GDP由313美元增至7572美元，分别增32.5倍和23倍。
即使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在增长乏力的世界经济中仍遥遥领先。危机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的潜在经济增速普遍下降，各国经济增速均无法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据IMF预测，2014年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分别增长3.3%和3.8%，其中发达国家、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将分别增长1.8%和4.4%。在全球经济普遍放缓的大环境下,我国还能保持7%以上的增速，无疑来之不易。
同时，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巨大，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这一特征更加明显。据IMF统计，危机以来我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第一大引擎。按美元汇率计算，2013年中国经济增量达1.0824万亿美元,超过世界第16位印尼的经济总量，对世界的贡献率超半。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依然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30%。在此基础上，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据IMF估计，虽然今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占世界经济比重仍由去年的12.7%上升到13.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4%，仍是全球第一大引擎，超过美国的22.3%。
其次，从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来看，增速放缓是本国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变的自然结果。经过30余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规模已今非昔比，由此带来的规模效应逐渐显现。即使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是每个百分点的增量依然巨大。比如去年我国经济增速降到7.7%，但GDP增量超过1994年全年GDP总量。按每个百分点增量计算，去年一个百分点的增量相当于2007年的2.4倍，更超过1983年的全年经济总量。如此庞大的经济体，显然已经无法继续保持以往的高增长。假如以刺激手段勉强维持高位运行，资源、环境以及国际市场又如何承压?何况过去的高增长是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故此，从规模效应来看，我国已难保持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才是理性选择，更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
发展面临新挑战
在“新常态”下，要看到世界经济复苏依然面临不确定性，中国经济转型依然面临诸多障碍的挑战。
首先，在外部，华尔街金融风暴过去6年,全球经济仍被危机阴霾笼罩，复苏步履维艰，增长动力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债务高筑，消费低迷，社会两极分化，政府责任淡化，保护主义盛行，推动世界进入前所未有的状态。
一是潜在增长率普遍下降。据IMF统计，与2003～2008年接近4.5%的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相比，2010～2013年放缓到3%到3.5%，未来五年可能更低。原因首先在于金融危机后遗症尚未根除，高负债、高失业、高赤字依然困扰发达国家，并在向新兴市场蔓延。其次，人口老龄化已成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面临的共同问题，养老负担与适龄劳动力减少，使潜在增长率持续放缓。再次，全球性技术无大突破，生产率提高后继乏力，严重拖累全球潜在经济增长。因此，IMF不得不数度下调世界经济增长率和国际贸易增长率。
二是金融市场风险不断。危机后，各国依然一意孤行致力于虚拟经济，使经济与金融背离持续扩大，市场冒险意愿更强。由此导致资产价格上升，金融市场泡沫膨胀，实体经济发展滞后。而且政府对虚拟经济监管依然宽松，经济风险愈发从银行系统转向虚拟银行，使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异常现象：一方面，全球流动性因美欧日过度量化宽松而泛滥，致使虚拟经济持续膨胀;另一方面，实体经济融资困难，面临严重的投资不足。加上美联储10月底退出量化宽松后将着手升息，融资成本将上升，新兴市场的资本会加速外逃，金融振荡与经济增速下降或不可避免。凡此种种将加剧我国外部发展环境的复杂性。
其次，在内部，我国依然面临诸多发展瓶颈。
一是产能过剩。“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肯定要“下台阶”，但发展质量必须“上台阶”。这一降一升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尤其需稳妥解决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多晶硅、风电设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重复建设问题。去产能化过程势必影响相关产业，需要稳妥推进。
二是杠杆率偏高。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是虚拟经济过热、实体经济偏冷，比如影子银行、地方债与企业债等。随着金融改革深化，一些隐性风险开始显性化，一些外部风险可能随美联储量化宽松退出而内部化，系统性风险开始积累。因此，“新常态”下需要高度重视防范系统性风险。
三是仍存在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过去的发展模式需要让位于以人为本、均衡协调绿色发展的新模式，以量为主的经济增长需要转而以实现充分就业和收入增加为主要目标，发展方式需要从粗放到集约、低端到高端。然而，结构调整自然会降低经济增长，这是不可避免的转型代价。
改革创新是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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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强改革”刺激经济增长。政府要重点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推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改革，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一是政府自我革命，简政放权，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等管理模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营造宽松、公平的竞争环境。二是深化财税改革，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实现公共资金公平有效使用;深化金融改革，推进民营银行试点，规范金融准入限制，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深化国企改革，推进价格改革，完善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推进公私合营(PPP)模式。三是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以带动有效需求，弥补投资短板，扩大居民消费，拓展新的增长领域。通过改革创新，既谋求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第三，以“善法治”为经济保驾护航。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此必须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投资管理、土地管理、能源和矿产资源、农业、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交易、平等使用;必须依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反对垄断，促进合理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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