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半月谈》第24期
《半月谈》2010年第24期【半月评论】：城市化，不得强制
尊重民众的自主权，解放民众的创造力，提升民众的幸福感，这是30多年中国高速发展的启示，也是新时期政府科学施政的常识。
如今，这启示却被不少官员弃置脑后，这常识却在许多地方遭遇挑战：被上楼，被流转，被城市化。
农民渴望经济发展，因为他们要抛弃贫穷、苦难，奔向温饱、小康；农民期盼新村建设，因为他们也有幸福的梦想，也要温暖的家园；农民向往现代城市，因为它代表的是别一样人生，是另一种命运，仅仅打开了一条门缝，他们就挤进一亿多人。
但是，不少地方在城市化进程中雷霆般的逼进、行政性的强拆，却让农民倍感惶惑、无奈和痛苦。
因为，他们真切感受到的，往往是被剥夺，是被侵害，是被折腾。
而且，更令这些农民无法承受的是，他们所遭遇的这一切，恰恰又都是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名义下发生、进行的。
我们得问一问：官员们究竟是如何去让农民自愿？
农民从城市化大跃进中被灌输的、被鼓动的，是现代化的发展潮流，是新生活的美妙图景。这些大道理、硬道理虽然离农民远了些，他们还是感受到了一种不容置疑、无可争辩的正当性、先进性；拆迁上楼、置换进城中，政府抓住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不高、更易看重眼前利益的心理，推出种种优惠政策，许下条条郑重承诺，尽管这些“优惠”“承诺”往往是“羊身羊毛”，是“纸上富贵”，他们还是把握到丝丝缕缕的关怀和隐隐约约的希望；但最后不少农民看到的、得到的，并非如原来那般想象，户籍进城中不平等的置换公然侵害着他们的财产权益，撤村并居中要挟强逼现象一再上演，或住户被立即停水停电、强行清场，或家属被威胁停发工资、开除公职，甚至招致不明身份的人黑夜打砸、白日行凶，最后导致世代家园瞬间彻底铲除，积年投资顿成一地废墟。
我们得听一听：农民们是否懂得自己应该怎样自愿？
许多地方，在政府的封闭操作中，在开发商的强势挤压中，农民没有知情的权利，甚至无法获得应有的通知公告、书面协议；农民没有自主的空间，缺乏基本的选择权和拒绝权：农民没有平等的地位，尽管中央政府明确要求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得强拆强建，但由于村级组织的日益行政化，村民结构的日益原子化，农民很难充分认识到自己深层的利益，很难有效凝聚起自己的共识，很难拥有组织化、渠道化、平台化的利益表达和权利抗争。
我们得想一想：中国农民自愿的城市化道路应当如何去走？
前提是去现实中探问：当今中国，谁在城市化？谁的城市化？谁要城市化？显然，我们更多地看到：这是政府主导甚至是行政强制的城市化，如何让每一个农民都能成为它的参与者、推动者？显然，这是政府加强土地财政、资本豪取超额利润的城市化，如何让每一个农民都能成为它的受益者、沐浴者？显然，这是权力、资本和媒体竭力鼓呼的城市化，农民也要城市化，但同时他们也要问，这城市化能带来什么好处？这是农民们最本真的诘问，也是城市化最核心的价值。况且，城市化也绝不是农民唯一性的期望。我们不可错失城市化的历史机遇，同样不可误导城市化的前行路径，不可泛化城市化的发展边际。应当明白，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许许多多的乡村的前途不是城市，是新乡村，许许多多的乡村文明的前途不是城市文明，是新乡村文明。
诚然，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但是，城市化不是搞运动，不是闹革命，不是大跃进。它是一种生长，一个进程，一种文明。
我们在深刻认识全球化视野中城市化的巨大空间，在精心计算亿万农民成为新市民之后消费增长的无穷潜力，在充分论证后危机时代城市化拉动内需撬动转型的强大功能。但是，我们想过没有：以土地换社保，实质是以自有财产换公共福利，以宅基地换住房，实质是自由建房权利的让渡，这些操作对农民是否公平？占补平衡、撤村并居，腾退出的土地，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仍属农民集体所有，但在实际运行中其收益有多少为农民分享？会不会出现大量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农民？我们想过没有：农民“被城市化”之后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景况如何？一旦失地进城又无退路，他们的补偿是否能够支持其生存、发展？依靠单纯的社保能否拥有体面、尊严的生活？我们想过没有：“被上楼”农户的水电气生活成本高、纯农区生产不方便、子女成家分居无住房，他们的生存资源如何切实保障？他们的乡土生活方式如何得到尊重？
还有，我们想过没有：农民心中的城市化究竟是什么色彩？什么模样？
没有选择的自愿是不真实的。没有权利的选择是不公平的。没有保障的权利是不牢靠的。
我们在高扬以人为本，可是，如果没有制度变革的跟进，这核心价值如何践行？我们在打造法治政府，可是，如果没有法治文明的信仰，这政府转型如何到位？我们在传递“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可是，如果没有符合国情、没有农民自愿，只是经济驱动型的城市化，这世博口号如何接续？
城市化的历程，自应坚定前行；强制性的逼进，则当断然打住。
如今，这启示却被不少官员弃置脑后，这常识却在许多地方遭遇挑战：被上楼，被流转，被城市化。
农民渴望经济发展，因为他们要抛弃贫穷、苦难，奔向温饱、小康；农民期盼新村建设，因为他们也有幸福的梦想，也要温暖的家园；农民向往现代城市，因为它代表的是别一样人生，是另一种命运，仅仅打开了一条门缝，他们就挤进一亿多人。
但是，不少地方在城市化进程中雷霆般的逼进、行政性的强拆，却让农民倍感惶惑、无奈和痛苦。
因为，他们真切感受到的，往往是被剥夺，是被侵害，是被折腾。
而且，更令这些农民无法承受的是，他们所遭遇的这一切，恰恰又都是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名义下发生、进行的。
我们得问一问：官员们究竟是如何去让农民自愿？
农民从城市化大跃进中被灌输的、被鼓动的，是现代化的发展潮流，是新生活的美妙图景。这些大道理、硬道理虽然离农民远了些，他们还是感受到了一种不容置疑、无可争辩的正当性、先进性；拆迁上楼、置换进城中，政府抓住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不高、更易看重眼前利益的心理，推出种种优惠政策，许下条条郑重承诺，尽管这些“优惠”“承诺”往往是“羊身羊毛”，是“纸上富贵”，他们还是把握到丝丝缕缕的关怀和隐隐约约的希望；但最后不少农民看到的、得到的，并非如原来那般想象，户籍进城中不平等的置换公然侵害着他们的财产权益，撤村并居中要挟强逼现象一再上演，或住户被立即停水停电、强行清场，或家属被威胁停发工资、开除公职，甚至招致不明身份的人黑夜打砸、白日行凶，最后导致世代家园瞬间彻底铲除，积年投资顿成一地废墟。
我们得听一听：农民们是否懂得自己应该怎样自愿？
许多地方，在政府的封闭操作中，在开发商的强势挤压中，农民没有知情的权利，甚至无法获得应有的通知公告、书面协议；农民没有自主的空间，缺乏基本的选择权和拒绝权：农民没有平等的地位，尽管中央政府明确要求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得强拆强建，但由于村级组织的日益行政化，村民结构的日益原子化，农民很难充分认识到自己深层的利益，很难有效凝聚起自己的共识，很难拥有组织化、渠道化、平台化的利益表达和权利抗争。
我们得想一想：中国农民自愿的城市化道路应当如何去走？
前提是去现实中探问：当今中国，谁在城市化？谁的城市化？谁要城市化？显然，我们更多地看到：这是政府主导甚至是行政强制的城市化，如何让每一个农民都能成为它的参与者、推动者？显然，这是政府加强土地财政、资本豪取超额利润的城市化，如何让每一个农民都能成为它的受益者、沐浴者？显然，这是权力、资本和媒体竭力鼓呼的城市化，农民也要城市化，但同时他们也要问，这城市化能带来什么好处？这是农民们最本真的诘问，也是城市化最核心的价值。况且，城市化也绝不是农民唯一性的期望。我们不可错失城市化的历史机遇，同样不可误导城市化的前行路径，不可泛化城市化的发展边际。应当明白，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许许多多的乡村的前途不是城市，是新乡村，许许多多的乡村文明的前途不是城市文明，是新乡村文明。
诚然，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但是，城市化不是搞运动，不是闹革命，不是大跃进。它是一种生长，一个进程，一种文明。
我们在深刻认识全球化视野中城市化的巨大空间，在精心计算亿万农民成为新市民之后消费增长的无穷潜力，在充分论证后危机时代城市化拉动内需撬动转型的强大功能。但是，我们想过没有：以土地换社保，实质是以自有财产换公共福利，以宅基地换住房，实质是自由建房权利的让渡，这些操作对农民是否公平？占补平衡、撤村并居，腾退出的土地，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仍属农民集体所有，但在实际运行中其收益有多少为农民分享？会不会出现大量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农民？我们想过没有：农民“被城市化”之后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景况如何？一旦失地进城又无退路，他们的补偿是否能够支持其生存、发展？依靠单纯的社保能否拥有体面、尊严的生活？我们想过没有：“被上楼”农户的水电气生活成本高、纯农区生产不方便、子女成家分居无住房，他们的生存资源如何切实保障？他们的乡土生活方式如何得到尊重？
还有，我们想过没有：农民心中的城市化究竟是什么色彩？什么模样？
没有选择的自愿是不真实的。没有权利的选择是不公平的。没有保障的权利是不牢靠的。
我们在高扬以人为本，可是，如果没有制度变革的跟进，这核心价值如何践行？我们在打造法治政府，可是，如果没有法治文明的信仰，这政府转型如何到位？我们在传递“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可是，如果没有符合国情、没有农民自愿，只是经济驱动型的城市化，这世博口号如何接续？
城市化的历程，自应坚定前行；强制性的逼进，则当断然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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