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经济的角度剖析公务员热
2011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国考”)共有140余万人报考，最终参加考试的人数也高达103万人。尽管今年参加考试的人数比2009年下降近1万人，而招考公务员人数比去年增加1000人，但“国考”的考录比仍高达63.6∶1，其中，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一职以4961∶1的考录比高居热门职位榜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中曾出现过许多“大潮”：先是“下海潮”，继而是“民工潮”，接着是“考研潮”，近几年来，又悄然出现了一个“国考潮”。百余万大军考“国考”，与“考研”人数不相上下，你说热不热？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的“国考潮”，还引发了一个“国考产业链”：“国考”辅导材料满天飞，辅导班在全国各地也超级火爆，大有形成一个“国考辅导新行业”之势。国考热，热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有人从中大发“国考辅导财”，构成了当今中国社会中一道极为亮丽的风景线，也成了经济学话语中的一种“特征化事实”。
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学而优则仕”传统其优长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作为中国政治体制研究的外行实在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国考潮”反映了我们社会怎样的问题？这一现象能否从经济学理论上给予一些解释？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已经给予过很好的解释了。
在不久前出版的《市场的逻辑》一书中，该教授从中国市场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两种职业选择(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理论视角对“公务员热”做了独到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是最具有能力回报递增特征的职业，因为边际回报的增加比边际能力的增加更快，因此，这两种职业竞争人口是同一群企业家人才”，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过程中，如果越来越多的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从政府转向企业，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和繁荣；相反，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越来越多企业家才能的人转向政府，经济增长就会放慢甚至停滞”。由此，张维迎得出一个看似乖张但实为深刻的结论：“企业家人才在政府与工商业间的配置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不是惟一决定因素的话”。
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在这两种职业之间进行选择呢？进一步解释说，这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程度──“当私有产权被明确界定并受到保护，政府无法轻易地没收私有财产而牟利的时候，做企业家就更具吸引力。当政府握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且经商受到政府管制的严重制约，以至于寻租机会大量存在的时候，当官就更具吸引力。如果相对于市场规模政府规模更大，企业家职业就相对缺乏吸引力”。值得注意的是，他还独具洞识地指出，“当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掌管政府时，社会可能比普通人掌管政府时情况更糟”。
沿着上述分析理路，把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社会改革理解为“从基于职位的权利体制(position-based rights)向基于财产的权利体制(property-based rights)的转型”就顺理成章了──“基于财产的权利与基于职位的权利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比后者被界定的更明确。基于财产的权利通常由法律和社会规范清晰而惟一地加以界定并受之保护，具有相对严格的界限……相比之下，基于职位的权利的定义非常松散且具有非排他性，且通常服从于频繁的行政变更。握有基于职位的权利的人通常具有变更权利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寻租行为与基于职位的权利是天生的一对”。很显然，张维迎不仅为理解过去30年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提供了一种独到的解释视角，而且对理解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格局也提供了一把钥匙──“在中国，政府不受法律制约。政府官员常常创造新的职位和为寻租而扩张权利边界，如同在路上设置越来越多的收费站一样。另外，基于职位的权利在各部门间被频繁地复制并相互重复，不同部门为了同样的权利而竞争。所有这些活动都消耗大量资源，并对价值造成巨大破坏”。
我们会进一步发现在当今中国社会一个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尽管这种依靠职位进行寻租的体制会消耗大量资源，也对价值创造带来巨大的浪费并造成“租金耗散”，但是这里面却有政府规模越来越大、寻租越来越不受实质性制约且政府官员寻租有着“收益递增”的内在发展逻辑，而且这种内在逻辑在当下正在不断自我增强而“隐而不彰”。不然，为什么会在近些年出现这种上百万人报考万余政府公务员职位的“国考热”？为什么那么多成百上千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竞相竞争进入只有一个政府公务员职位的“窄门”？这难道不正说明了这种依靠职位进行权利寻租的体制正在自我不断强化？
一个经历了30余年市场化改革的中国正在走向何方？我们正在自发地演变和正在自发地型构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体制？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要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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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学而优则仕”传统其优长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作为中国政治体制研究的外行实在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国考潮”反映了我们社会怎样的问题？这一现象能否从经济学理论上给予一些解释？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已经给予过很好的解释了。
在不久前出版的《市场的逻辑》一书中，该教授从中国市场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两种职业选择(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理论视角对“公务员热”做了独到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是最具有能力回报递增特征的职业，因为边际回报的增加比边际能力的增加更快，因此，这两种职业竞争人口是同一群企业家人才”，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过程中，如果越来越多的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从政府转向企业，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和繁荣；相反，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越来越多企业家才能的人转向政府，经济增长就会放慢甚至停滞”。由此，张维迎得出一个看似乖张但实为深刻的结论：“企业家人才在政府与工商业间的配置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不是惟一决定因素的话”。
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在这两种职业之间进行选择呢？进一步解释说，这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程度──“当私有产权被明确界定并受到保护，政府无法轻易地没收私有财产而牟利的时候，做企业家就更具吸引力。当政府握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且经商受到政府管制的严重制约，以至于寻租机会大量存在的时候，当官就更具吸引力。如果相对于市场规模政府规模更大，企业家职业就相对缺乏吸引力”。值得注意的是，他还独具洞识地指出，“当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掌管政府时，社会可能比普通人掌管政府时情况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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