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2009年第13期

另类“河长”

“河长”这个词，近年来颇惹人注目。其实，结合当前环保现状，细细琢磨这个词，我们能够发现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三类河长。

第一类是近年比较热闹的官员河长，比如市长是某条河的河长，副市长是另外一条河的河长。第二类是我国的各种河流保护部门的官员，比如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主任可以视为长江的河长，北京凉水河管理处的处长可以视为凉水河的河长，郑州金水河河道管理所的所长可以视为金水河的河长。

还有一类人，笔者称之为民间河长。比如“淮河卫士”霍岱珊，10 多年来如此用心地保护淮河，称他为淮河河长并不为过；湖北襄樊的运建立，10 多年来一直想方设法保护汉江，称她为汉江河长恰如其分；“绿家园”的汪永晨， 致力于让怒江成为中国最后一条自由奔流的大江，称她为怒江的河长好像也颇为合适。

中国河流保护的未来就在于更多的公众河长、民间河长的涌现。公众，必将是最好的河长。 “河长”出于民间1986 年，著名环保作家徐刚开始撰写《伐木者，醒来》。这本书，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森林保护报告文学作品。不久，他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叫《江河并非万古流》，谈的是中国河流的生存危机。后来，他又写了《长江传》，现在正准备写《崇明岛传》。

徐刚与笔者聊起他的这些作品时感伤地说，其实我写的与水有关的报告文学远远多于写森林保护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些作品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

其实徐刚没有必要感伤，他的作品已经成为所有关注中国水命运、中国森林命运的人的必读之物。他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护河精神力量的重要体现。

1999 年，《南华早报》记者马军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水危机》。这本书第一次从民间的视角，全面描述了“中国之水”正在遭受的各种伤害。2006 年，马军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发出的第一个产品就是“中国水污染地图”。他所领导的中心收集全国所有能收集到的信息——被环保部门、水利部门、海洋部门、国土部门正式处罚过的排污企业的信息，并将它们全部“移植”到一张面向公众开放的电子地图上。任何人只要打开这张地图，就会知道究竟是哪些企业在污染我们的河流、我们的环境。2009年，中国水污染地图已经收录了3万多家企业。

当徐刚和马军写作“水书”的时候，水资源面临的主要伤害是污染、干涸、挖沙等。可是，当时光行入新世纪，许多有心人发现，中国的水又面临另外一个重要的伤害，那就是干流和支流上过度建设的各种水电站。到了此时，大家满怀沉痛地意识到，中国已进入全面的“水伤害时代”。所有人类能够伤害水、伤害水生态系统、伤害水文明、践踏水伦理的方式，在中国都可以看到。

正是因为这种严峻性，中国为数不多的民间环保组织、民间环保人士都有关注水的情怀：辽河口的刘德天成立的黑嘴鸥保护协会与水、湿地有关；河南新乡田桂荣多次组织公众考察黄河；滇池卫士张正祥近30年来一直紧紧地盯着滇池的变化；绿色昆明的发起人梅念蜀组织志愿者调查滇池周边地下河的现状；钱塘江边的韦东英自从村庄被化工厂的污染包围后就开始写抗污日记，举报污染；北京“天下溪”正在从事的“迁徙的鹤”环境教育项目，试图把白 鹤涉足的重要湿地的公众力量激发起来，保护环境；而“参与式保护”最早的“试水基地”——贵州草海自然保护区， 一直就致力于发动“公众之水”，去保护自然之水。

民间环保组织的“亲水性”，使得它们成为民间“河长”的聚集之地。 民间“河长”的江河保卫战汪永晨越来越喜欢谈水。有人甚至相信，汪永晨创立的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专业的“水保护组织”。

这主要源于两类“水”：一是以怒江为代表的西南诸河，一是以北运河为代表的城市里的水。 西南诸河离汪永晨很远，但似乎日夜流淌在汪永晨身边。

2004 年，当汪永晨听说怒江有“一库八级”的开发计划时，她开始向社会呼吁，建议水电开发公司手下留情， 给中国留下一两条“自由奔流”的大江。

从那一年开始，汪永晨每年都会到怒江几次。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怒江的开发计划被暂时搁置。但汪永晨仍旧非常担心，因为在保护怒江的过程中，她发现中国了解怒江的人太少，也几乎没有人研究怒江，没有人关心怒江。于是在 2006 年，她和萧远、马军等人发起了“江河十年行”的项目，每年组织一批媒体，对中国西南的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大渡河、岷江、雅砻江等水电开发业异常兴旺的大河小溪，进行一次全面的观察和记录。

“江河十年行”至少准备行上 10 年。这个活动有时候能得到些资助，有时候则分文难得。没有资助的时候，就由参与者自费。到现在，“江河十年行”已经运作3周年了，每年都能产生大量的报道，对激发更多公众关注中国自然河流的命运，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如今，汪永晨只要有机会面对一个群体讲话，她一定会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小时候家乡的河，与现在的相比，干了、脏了、没有了的，请举手。 第二个问题是：你小时候家乡的河，与现在的相比，原先的肮脏、干涸，现在清澈奔流的，请举手。第三个问题是：你小时候的河流，与今天的相比，没有什么变化的，请举手。她得到的答案，往往是第一个问题举手的人最多。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这么关注中国的江河，中国的水。”

2009年4月22日，第三届SEE·TNC生态奖颁奖，马军领导的中国水污染地图项目、霍岱珊领导的“淮河卫士”项目合作催生莲花模式，都获得了二等奖。而由梅念蜀拢聚的“昆明环保科普协会”（绿色昆明）所做的滇池地下河伤害调查，获得了一等奖。

第三届SEE·TNC生态奖是笔者所见过的评审过程最严肃同时又最开明的大奖。主办方希望以这个奖项来引领环保组织的发展潮流，甚至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因此，这一届生态奖的要求是“合作共赢”，也就是要求所有项目都展示其与社会的“合作能力”，并亮出合作之后的“共赢”甜果。

“绿色昆明”的项目之所以获得大奖，是因为它发动了大量的生态专家作为志愿者，与媒体、昆明市人大等也有不少来往。最为成功的是，他们的调研报告得到了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批示，他要求相关管理部门要把滇池的地下河现状全面调查清楚，并设计出合理的保护方案。在滇池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有个环保组织把原本根本无人关心的地下河受污染、受截留和受伤害问题，强化成一个公众关注的话题，这显然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因此，有些人认为，今后民间环保组织的工作方式就得这样：针对一个现实问题，通过机构本身的努力，进行非常有效的调研；同时，从工作开始就高度重视激发社会资源的能量，最终以最为和谐、各方最容易接受的方式促进事情的解决。

霍岱珊的故事与梅念蜀的故事略有不同。霍岱珊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比较早的环保斗士，10 多年来他一直在“盯梢”淮河两岸企业的一举一动。作为独立的声音，他记录着淮河的真相并努力把真相传递给公众。为了全身心投入，他甚至辞掉了某个报社的工作，并且把老婆和孩子都拉入了自己的阵地。然而他这样的行为，很不得政府和企业的欢心，无论是河南省环保部门还是像莲花味精厂这样的排污大户，都对他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都觉得他在惹是生非， 甚至诬蔑他是在为个人谋取利益。

然而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霍岱珊及他的对手慢慢发生了变化。时间和经验教给他们更多的智慧，他们发现，最好的办法是大家一起协商，互相支持而不是把对方当成敌人。

当这种变化终于出现的时候，几方都同时松了一口气。莲花味精厂改造了生产流程，减少了用水也减少了污染；更多的污染物被制成复合肥，成为企业的利润增长点；莲花味精厂的生产流程成了味精行业的模仿对象，他们制定的企业标准成了味精行业的排放标准；企业每天都在门口挂出排放信息，这个信息必须由霍岱珊领导的民间环保组 织“淮河卫士”核准后签字。2009年5月7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揭露了“梅花味精”的污染情况。节目刚刚结束，霍岱珊就接到了“莲花味精”相关领导的电话：“‘梅花’现在所做的事情很多都是我们过去做过的，如果不是‘淮河卫士’对我们进行监督，给了我们这么大的压力，我们也不会改进。那么，我们现在就会像‘梅花味精’一样面临很大的压力，就会很被动。”放下电话后，霍岱珊的心里感觉非常欣慰。

而“淮河卫士”也慢慢获得了宽松的生长环境，得到了当地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大力支持和欢迎。以生产流程作比喻，“淮河卫士”这一环保组织完成了从“创意”到创业，又从创业到生产出当地社会欢迎的“产品”的历程。

每个地方都能有自己的公众“河长”2004 年开始，北京有个叫张峻峰的人，突然想做一件事，他要把北京周围所有的水库都探查清楚，然后每年按照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各考察一次，记录它们的变化。

虽然理想没有完全实现，但北京的100多个水库他是大体考察过了。他的行动和积累催生了一个项目——“城市乐水行”。2007年3月份，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绿家园志愿者、大学生绿色营等环保组织共同发起了自然大学城市乐水行项目。此后，绿家园和自然之友一直在持续地跟进和执行。

城市乐水行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认为，护水的最好方式，就是亲自去看，就是持续去看，就是以公益之心去看。这个项目不仅仅在北京运行，厦门、兰州、天津、南京当时都是共同发起单位。只是这些城市运行一段时间之后，要么是活动的间隔时间长了，要么是活动的时间段压缩了，比如只有4月份到10月份有活动。但可贵的是，没有一家放弃。

同时，重庆、郑州、福州、贵阳、成都等地陆续启动了城市乐水行项目，此外，还有更多的城市在观望和萌动中。因为大家都发现了这个项目的价值所在，发现了水对一座城市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水，而且城市之水不仅仅与这个城市的文明高度相关，甚至与这个城市所辐射的区域文明高度相关，比如北京的水就与中国的政治文化高度相关，与中国的建筑文化、都城沿革高度相关。用世界上通用的方法去理解，绝大部分文明都生存在水边，这也是中国大量城市不是叫某某州，就是叫某某阳的重要原因——州是水中的沙渚，阳是河流的南岸。因此，用环保时代的眼光来看，一个好的城市必然是公众高度关注水环境的城市。

但许多人一直在追问“城市乐水行”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每周能够把大量的公众带到河边向河流学习，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产出。参与的人越多，产出就越大。同时，参与者本身是有“项目进化” 能力的。因为一个人看到现状，就会想着如何改变现状，于是就会从现状中查找出真正的问题，于是就会调动浑身上下的积极性和智慧去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乐水行的过程是发现问题的过程，是引领公众运用集体智慧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通过活动的扩张慢慢改变社会风气、改良社会决策的过程。

可以这么说，那些每个周六行走在北京等城市河流旁边的“自然大学水学院”的学生们，都有望成为这些河流的公众河长。或者说，在各个城市陆续开办的“自然大学水学院”，正在成为培养公众河长的最好大学。